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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入冬了，风从窗缝里灌进来，凉飕飕的，像是无数根细针扎在脸上。我裹着厚厚的貂裘坐在御书房里，手里捧着一杯热茶，茶汤的热气袅袅升起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貂裘的毛蹭着脖子，又软又暖，但骨头缝里的寒意还是一阵一阵地往外冒，像是从身体内部渗出来的。七十六岁的身体就像一堵漏风的老墙，外面裹再多的棉花也挡不住从裂缝里钻进来的寒气。

影卫的密报放在桌上，我已经看了三遍。每看一遍，心里的感觉都不一样——第一遍是沉重，第二遍是思索，第三遍是冷静。

……封锁持续三月有余，联盟控制区内粮价飞涨，斗米已至银三两，较战前涨十倍。沿海渔民因封锁无法出海捕鱼，断了生计。内陆农户虽有存粮，然强硬派以军需为由强行征收，民间怨声载道。多地已现饥民，有人开始挖草根剥树皮充饥……

挖草根剥树皮。

这六个字让我想起了前世历史书上关于饥荒的描述。三年自然灾害、长春围城、列宁格勒围困——每一次围困的结局都是一样的，先是物价飞涨，然后是粮食耗尽，然后是人开始吃一切能吃的东西，最后是死亡。这个过程我在前世的书本上读过无数遍，现在我亲手制造了一个。

我放下茶杯，闭上眼睛。茶杯磕在桌面上，发出轻轻的一声响，瓷器碰木头，清脆而短促。茶汤的余温还留在掌心，暖意正在一点一点地散去。

这就是封锁的代价。我切断了联盟的海上生命线，但承受代价的不只是游击队，还有那些普通百姓。他们没有参与战争，没有拿起武器，但他们在挨饿。

我知道这是必要的。战争从来不是只针对军人的，封锁就是要让整个社会承受压力，逼迫他们做出选择——是继续打下去，还是坐下来谈。

但知道是一回事，心里好不好受是另一回事。

前世搞工程的时候，有一次为了赶工期，我不得不让工人连续加班三个月。我知道这是必要的，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违约金，但每次看到工人们疲惫的脸，心里都不是滋味。那时候的愧疚和现在比起来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。

继续。我对自己说，声音很轻，轻得连我自己都差点没听到。

密报的后半部分更有意思。

……强硬派强征民粮引发民怨，温和派趁机发难。弗朗西斯科于十月二十七日在联盟议会上慷慨陈词，历数强硬派之过失，指其穷兵黩武将联盟推向深渊。弗朗西斯科言辞激烈，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大明，是饥饿，是贫穷，是我们自己的愚蠢。继续打下去，联盟不会亡于大明之手，而会亡于自己之手。此言引发议会哗然，温和派议员纷纷附和，要求立即与大明谈判……

弗朗西斯科。这个名字我已经在情报里看到过很多次了。

他是联盟温和派的领袖，一个出生在美洲的西班牙裔商人，年轻时做过海上贸易，后来从政。和强硬派那些军人出身的领袖不同，弗朗西斯科是个务实的人，他看得清形势，知道联盟打不赢大明。

但他不是投降派。他要的不是投降，是谈判——在还有筹码的时候坐下来谈，争取最好的条件。

这种人，是最值得重视的对手，也是最有可能成为盟友的人。前世在职场上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——他们不是你的敌人，也不是你的朋友，他们是务实主义者，谁能给他们最好的条件，他们就跟谁合作。

王福，给影卫传令。我睁开眼睛，声音忽然变得清晰而果断，像是一把刀从鞘里抽出来，加大对弗朗西斯科的关注，但不要接触，只观察。朕要知道他的一切——他的主张、他的人脉、他的底线。

奴婢遵旨。王福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紧张，他能感觉到我语气里的变化。

我又想了想，补充道：另外，告诉陈九，封锁要继续加强，但可以适当放开一些民用物资的通道——粮食、药品、布匹这些。只封军用物资，不封民用。

王福愣了一下，眉毛微微挑起：陛下，这是为何？

封锁的目的是逼他们谈判，不是饿死老百姓。我说，声音平静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，如果老百姓都饿死了，谁来支持温和派？谁来反对强硬派？朕要的是分化他们，不是把他们逼到绝路上同仇敌忾。

王福恍然大悟，连连点头：万岁爷圣明。

少拍马屁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但嘴角还是翘了一下。

这个策略是有讲究的。全面封锁会让所有人都恨大明，但选择性封锁就不一样了——老百姓发现大明只封军用物资不封民用，就会觉得大明不是要灭他们，而是要灭那些打仗的人。这样一来，民怨就会从大明身上转移到强硬派身上。

前世有个词叫精准制裁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你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，你得让该疼的人疼，让不该疼的人觉得你是讲道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