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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的战报像雪片一样飞来,但这一次,每一份都是好消息。
我躺在病榻上,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,被子里塞了两个铜制的暖手炉,热度透过布料渗进皮肤,暖洋洋的。但我的手还是凉的,指尖发白,像是被霜打过的草叶。这副身体越来越不听使唤了,前几天又发了一次高烧,烧了两天两夜才退下去,退烧之后整个人虚得像一张纸,风一吹就能飘走。太医说是积劳成疾,需要静养。静养,说得轻巧,天下还没太平呢,让我怎么静养?
温和派的倒戈让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那三个被策反的关键人物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影卫传递情报——联盟军的部署图、防御工事的弱点、物资仓库的位置、甚至强硬派下一步的作战计划。
这些情报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。前世搞工程的时候,我们有个说法——信息就是金钱,准确的信息就是黄金。在战场上,信息不是金钱,是人命。每一条准确的情报都能救几十条甚至几百条命,每一条错误的情报都可能让几十几百人白白送死。
陈九拿到这些情报之后如获至宝。他根据情报调整了战略,不再漫无目的地搜山,而是像外科医生一样精准地切割敌人的要害。
二月初七,陈九根据内应提供的情报,突袭了强硬派在山区的一处秘密军火库。这个军火库藏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里,外面用灌木和藤蔓遮掩,如果没有内应指路,明军就是搜一百年也找不到。
突袭非常成功。明军缴获了大量火药、铅弹、刀剑和粮食,强硬派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军事储备。我能想象那个场面——明军摸黑翻过山脊,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接近山洞,脚踩在湿漉漉的落叶上,发出极轻极细的沙沙声。然后一声令下,火把齐明,枪声大作。火光照亮了整个山谷,枪声在山壁之间来回弹跳,轰隆隆的像是打雷。游击队从睡梦中惊醒,仓皇应战,但为时已晚。山洞里堆积如山的物资在火光中暴露无遗,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脉,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
二月十五,陈九又根据情报在一处峡谷设伏,一举歼灭了强硬派的一支精锐游击队,俘虏了他们的指挥官。这支游击队是强硬派最能打的部队之一,他们的覆灭让强硬派的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。
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游击队最擅长的就是伏击,现在被人伏击了,那种滋味一定不好受。
二月二十三,明军在内应的配合下,切断了强硬派在东北部山区的最后一条补给线。没有了补给,山区里的游击队只能靠打猎和采集为生,战斗力急剧下降。
三份战报,三场胜利,每一场都干净利落,没有多余的伤亡。
我躺在病榻上看完这些战报,忍不住笑了。笑声引发了一阵咳嗽,咳得我弯下腰,胸口像是被人用锤子砸了一下,疼得眼前发黑。肺里像是塞了一团棉花,每一口气都要费力地挤过去。王福赶紧端来一碗温水,我喝了两口,温水顺着喉咙滑下去,带走了一些干涩和灼热,咳嗽才慢慢止住。
转折来了。我说,声音沙哑但语气坚定,像是一把生了锈但依然锋利的刀。
王福站在床边,小心翼翼地问:陛下是说美洲的战事?
我靠回枕头上,盯着帐顶。帐顶上绣着五爪金龙,金线在烛光下微微发亮,龙的眼睛似乎在盯着我看,目光冷冰冰的,和几个月前看到的一模一样。强硬派的防线开始崩溃了。没有了情报优势,没有了物资储备,没有了精锐部队,他们撑不了多久了。
我闭上眼睛,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——美洲东北部的山区里,一群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蹲在山洞里,啃着最后一块干粮,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。山洞里阴冷潮湿,水滴从石壁上渗出来,滴答滴答地落在地上,像是在倒数什么。他们的眼神里还有倔强,但倔强的底下是绝望。
我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了。朝鲜战场上见过,日本战场上见过,欧洲战场上见过,俄罗斯战场上也见过。每一个被我打败的敌人,最后都是这种眼神。
倔强,然后绝望,然后放弃。
这个过程我已经看了无数遍,但每一次看到都不会觉得习惯。因为那些眼神里有一种东西是共通的——不甘。他们不甘心输,不甘心自己的土地被人占领,不甘心自己的命运被别人决定。这种不甘,我理解。前世的中国人也有过同样的不甘,被列强欺负了一百年,那种不甘刻在骨子里,几代人都消不掉。
但理解归理解,仗还是要打赢。
这是我这辈子最后的矛盾——我理解每一个被我征服的民族的不甘,但我不能因为理解就停下脚步。因为我追求的不是征服,是统一。统一之后才有和平,和平之后才有发展,发展之后才有每一个人的好日子。这个逻辑链条很长,长到站在链条起点的人看不到终点,只能看到眼前的战火和鲜血。
但我看得到。因为我来自未来,我知道分裂和战争的代价有多大。前世的两次世界大战,死了上亿人。如果能用一场战争换来永久的和平,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值的。
陛下,该用药了。王福的声音把我从回忆中拉回来,轻柔而坚定,像是一只手把我从水里捞出来。
我睁开眼,接过药碗。药汤黑乎乎的,冒着热气,苦涩的味道直冲鼻子,浓烈得像是把一整座药铺都熬进了这一碗里。我一口气灌了下去,苦得整张脸都皱了起来,五官挤在一起,舌头发麻,喉咙发紧,胃里翻了一个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