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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连，只剩七个人。我盯着这行字，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那栋楼里发生了什么？楼梯上是不是堆满了尸体？墙壁上是不是溅满了血？那七个活着走出来的人，他们的眼睛里还有光吗？他们走出那栋楼的时候，身上一定沾满了战友的血，耳朵里一定还回荡着枪声和惨叫。他们还能睡着觉吗？还会做梦吗？梦里是不是全是那栋楼？

我不敢想，但又忍不住去想。前世我是个工程师，画图纸、算数据、跑工地，最大的危险不过是高空坠物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我会坐在一座宫殿里，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。

……十一月十八，守军在城中心的广场上构筑了最后一道防线。他们把所有能找到的东西都堆在一起——马车、家具、石块、甚至棺材——筑成了一道临时的城墙。德雷克二世亲自站在防线后面指挥，身中两处弹伤仍不肯撤退……

身中两处弹伤仍不肯撤退。

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，手不自觉地攥紧了电报纸。纸张在掌心里发出细微的皱褶声，像是一声压抑的叹息。

这个人……

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。敬佩？惋惜？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惺惺相惜？

他是我的敌人。但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敌人。在这个时代，在这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上，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守着最后一道防线，守着他心中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国家。这份执拗，让我想起前世读过的那些悲剧英雄——项羽、文天祥、岳飞——他们都输了，但他们输得让人心疼。

陛下，该用药了。王福端着药碗走进来，脚步声轻得像猫。

我接过碗，一口气灌了下去。苦。非常苦。药汤滚过舌根的时候，那股子浓烈的苦涩直冲天灵盖，胃里翻涌了一下。但我已经习惯了。七十多年的人生，什么苦没吃过？这点药汤算什么。

给陈九发电报。我把药碗递回去，碗沿磕在王福的指甲上，发出一声清脆的瓷响，告诉他，费城的仗要打，但不要打成屠杀。能劝降的劝降，能俘虏的俘虏。朕不想看到费城变成一片废墟。

奴婢遵旨。

王福走后，我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椅背上的木雕硌着后脑勺，有一点疼，但我懒得换个姿势。

费城攻防战。这是美洲战争中最惨烈的一场城市战。双方都在付出巨大的代价——明军在用士兵的命一寸一寸地推进，守军在用血肉之躯一寸一寸地抵抗。

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。

我想起了前世看过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纪录片。那场战役中，苏德两军在一座城市里打了五个月，死了两百万人。每一栋建筑都是一个战场，每一层楼都是一道防线，每一个房间都可能藏着一个敌人。纪录片里有一段幸存者的采访，一个老兵说：在斯大林格勒，活过今天就是胜利。那个老兵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没有任何光，像两口枯井。

费城没有斯大林格勒那么大，但惨烈程度不遑多让。陈九在战报里说，有些街道反复易手七八次，早上是明军的，中午被守军夺回去，傍晚又被明军抢过来。街道上的尸体来不及收，新的尸体就压在了旧的上面。活人踩着死人往前冲，脚下是软的，黏的，带着体温的。

窗外的风呼呼地吹着，吹得窗纸猎猎作响。十一月的北京已经很冷了，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，像一把把细小的刀子割在脸上。炭盆里的炭火烧得通红，偶尔发出噼啪的轻响，溅出几点火星，在昏暗的灯光下划出短暂的弧线。空气里弥漫着炭火的焦香和药汤的苦涩，两种味道搅在一起，说不上好闻，但我已经习惯了——就像我已经习惯了战争。

但我觉得更冷的是心。

费城还在打。

德雷克二世还在坚持。

这场战争，什么时候才能结束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