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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四年正月，我做了一件让很多老臣都想不通的事——把嫡系体系全面制度化。

工坊转型为国有企业，新学门生纳入文官体系，军中的嫡系将领按照正常的军衔制度重新授衔。那些跟了我几十年的老班底，从此不再是皇帝的人，而是国家的人。

消息传出去之后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。

支持的人说陛下英明，这是在为身后事做准备。反对的人——主要是嫡系内部的人——则心存不满，觉得皇帝在卸磨杀驴。

正月的北京冷得刺骨，寝宫里烧着三个炭盆，炭火烧得通红，偶尔发出噼啪的爆裂声，溅出一两颗火星。空气里弥漫着炭火的干燥气味和铜盆里熏香的甜腻味道。我裹着貂裘坐在床上，面前的小几上摊着一摞奏折，每一份都是关于嫡系转型的。

万岁爷，工坊的几个老管事联名上了折子，说不愿意转型。王福把一摞奏折放在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一丝为难。他说话的时候搓着手，大概是在外面站久了，手冻僵了。

不愿意？我翻了翻奏折，纸张冰凉冰凉的，冻得手指有些发麻。我冷笑了一声，他们不愿意什么？不愿意从朕的私人作坊变成国家的企业？不愿意从朕的家奴变成国家的官员？

王福缩了缩脖子，不敢接话。

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工坊是我一手创建的，从最早的铁器作坊到后来的火器工厂、造船厂、纺织厂，几十年来一直是我的私人产业。工坊的管事们直接向我汇报，不受朝廷的管辖，权力大得很，油水也多得很。他们在工坊里说一不二，采购、销售、人事全是自己说了算，账目只给我一个人看。

现在要转型为国有企业，就意味着他们要接受朝廷的监管，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，要把账目公开，要接受审计。那些见不得光的灰色收入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情往来，全都要摊在阳光下。

他们当然不愿意。

但我不在乎他们愿不愿意。

告诉他们，我说，语气一字一顿，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工坊是朕建的，但工坊不是朕的。工坊是国家的，是百姓的。朕在的时候，工坊靠朕的威望运转。朕不在了呢？如果工坊还是朕的私人产业，朕的继承人可以随意处置——卖掉、拆掉、送人，都行。但如果工坊是国家的，就受法律保护，谁也动不了。

我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：再告诉他们，朕给他们两个选择——要么接受转型，继续当国有企业的管事，待遇不变，权力受监管。要么不接受，现在就辞，朕给他们一笔丰厚的遣散银子，回家养老去。但别想脚踩两条船，又想拿着国家的俸禄，又想保着私人的权力。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好事。

王福把我的话传了下去。那几个老管事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没有再反对。

他们不是不懂道理，只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力和利益。但他们也知道，我说的是对的。而且他们更知道，我说到做到——跟了我几十年的人，没有不知道这一点的。

新学门生的纳入更加顺利。新学是我创办的现代教育体系，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。这些人以前是皇帝的门生，身份特殊，不在正常的文官体系之内。他们有才华，有能力，但在朝廷里总是被当成——不是科举出身，不是正途入仕，名不正言不顺。现在把他们纳入文官体系，等于给了他们正式的官方身份和晋升通道。

大部分新学门生对此表示欢迎。他们年轻，有抱负，不满足于只做皇帝的人，他们想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华。有个新学出身的年轻官员给我上了一道折子，写得很直白：臣不愿做陛下的私臣，臣愿做联邦的公仆。

这句话让我很欣慰。这说明新学的教育是成功的——它不仅教会了他们知识和技能，还教会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公民意识。

军中的嫡系将领是最难处理的。

这些人跟了我几十年，从朝鲜打到美洲，出生入死，功勋卓着。他们对我的忠诚是绝对的——不是对大明的忠诚，不是对联邦的忠诚，是对我个人的忠诚。

这种忠诚在我活着的时候是最大的资产，但在我死后就是最大的隐患。

一支只忠于个人而不忠于制度的军队，在领袖死后会变成什么？历史上的答案是——军阀。前世的中国，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混战，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我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

陈九。我通过电报联系了还在美洲善后的陈九，朕要把军中的嫡系将领全部纳入正规军衔体系。你怎么看？

电报机嗒嗒嗒地响着，发报员的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跳动。我坐在电报机旁边等回复，炭盆里的火烧得很旺，烤得我脸上热烘烘的，但后背还是凉的——寝宫太大了，炭盆的热量传不到每个角落。

陈九的回复很快，电报机又嗒嗒嗒地响起来，纸带从机器里吐出来，上面印着一行行密码。译电员飞快地翻译出来：臣支持。臣跟了陛下一辈子，知道陛下的用意。军队是国家的，不是某个人的。臣愿意带头。

陈九愿意带头。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

他是嫡系中资历最老、威望最高的人。他带头了，其他人就不好再反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