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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外龚句仁重生记

中央电视台。

演播厅的灯光打得晃眼，摄像头一溜排开，红点闪着，全国直播。

李熊坐在嘉宾席上，西装，领带，头发已经灰白了大半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。五十多岁的人，往那一坐腰杆还是笔直，那架势跟他爹当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
主持人拿着话筒，语气不自觉地比平时多了几分敬意。

“李老，我们都知道，您这二十多年来在东北开了三十七家工厂，累计提供了超过十二万个工作岗位。尤其是在九十年代下岗潮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，您的工厂几乎成了整个松江省下岗工人的避风港。请问是什么支撑您走到今天的？“

李熊沉默了一会儿。

他慢慢抬起手，把老花镜摘下来，搁在桌上。

演播厅里安静得能听见摄像机的电流声。

然后他开口了。声音不大，但稳，带着一种只有经历过人这辈子所有大事之后才有的那种沉。

“是我爹。“

镜头推上去，特写。那双眼角已经满是皱纹的眼睛，在灯光下微微泛红。

“我爹叫李啸林。他走的时候，我才四十出头。他临走前跟我说——能多招一个人，就多招一个人。能让一个家庭有口饭吃，就让一个家庭有口饭吃。“

他顿了顿，喉结滚了一下。

“我五十二了。就按他说的做，做了快二十年。“

——————

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李啸林这个人，那大概只能是“邪门“。

他是柴家沟走出来的猎户。六十年代瘫过腿，七十年代抓敌特，八十年代成了全省最年轻的一级警督。经他手的敌特案件超过三百起，无一失手，无一错判。

他的事迹在系统内部被说成了传说，新入职的公安都得问咋办到的——虽然学来学去，没人学得会。

因为他的核心侦破手段，说出去没人信。

“闻。“

对。就是闻。

据说他能站在案发现场，闭上眼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精准地指出罪犯藏匿的方向。五百米、一公里、三公里——误差不超过十米。

有人不信。

后来信了。

因为跟他打过交道的罪犯，没有一个跑掉的。

九十年代初期，国外某情报机构内部编了一本名为《东亚异常能力持有者名录》的手册。

香港一位前警司退休后在接受《明报》采访时说漏了嘴，提到那本手册里排在前十的，有一个代号叫“猎犬“的中国人。

“他不靠线人，不靠监听，不靠任何技术手段。他靠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我们的情报人员只要踏进他的辖区，就像光着脚踩进了捕兽夹，没有一个人能完整地出来。“

这段话后来被翻译成中文，传回了国内。

常威看完报纸，笑着骂了一句。

“放他娘的狗屁。什么猎犬，他那叫——闻到了罪恶的气息。“

说完又把报纸仔仔细细叠好，塞进了抽屉最深处。那抽屉里，塞了整整一叠报纸，全是关于李啸林的报道。

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一张不少。

——————

但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李啸林。

是他。

龚句仁。

柴家沟人，生于一九三一年，卒于二零零三年。

死的时候，屋里没人。

——————

龚句仁还是那个龚句仁——老实、能干、一天到晚闷着头干活，挣的工分在村里排得上号，可日子过得就是紧巴巴的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下午。

那天孙婷婷来找他。

孙婷婷是城里来的知青，长得不差，嘴皮子也利索。跟村里那些土生土长的姑娘不一样，她会打扮，会说话，一双眼睛看你的时候，带着一股子让人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。

她说：“句仁哥，你帮我个忙呗。“

龚句仁脸红了。

他这人就这样，谁对他好一点点，他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人家。

孙婷婷让他帮忙干活，他就去。让他帮忙挑水，他也去。让他把工分记在她名下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也照做了。

一来二去，村里人都知道这俩人好上了。

有人在背后嚼舌根，说孙婷婷这是看上了龚句仁老实，好拿捏。也有人说孙婷婷是图他那点工分，图他那间破房子——毕竟知青回城的名额少得可怜，嫁个村里人好歹也算有个着落。

龚句仁不是没听过这些话。

但他不信。

或者说，他不愿意信。

他活了三十多年，头一回有个女人愿意跟他过日子，他觉得这就是命。老天爷看他苦了这么多年，总算可怜了他一回。

后来俩人真结了婚。

没有彩礼，没有婚宴，就是去大队登了个记。孙婷婷搬进了他那间土坯房，屋里多了个人，龚句仁觉得日子一下子有了盼头。

他更卖力地干活了。

白天在生产队挣工分，晚上回家还得伺候孙婷婷。她嫌村里的水不好喝，他就跑到三里地外的山泉去挑。她嫌煤油灯熏眼睛，他咬咬牙去供销社赊了一盏带玻璃罩的新式油灯。她说想吃细粮，他就把自己那份粗粮拿去跟人换，换回来一斤白面不够蒸两个馒头，全给了她，自己啃窝头。

孙婷婷倒也哄着他。

她说：“句仁哥，等我回城了就接你过去。“

她说：“句仁哥，等我找到工作咱就好好过日子。“

她说：“句仁哥，咱先不要孩子，等日子好过了再生。“

龚句仁信了。

全他妈信了。

六九年冬天。

孙婷婷走了。

那天龚句仁下工回来，一推开门就觉得不对。屋里头干干净净的——不是那种拾掇过的干净，是那种空的干净。她的衣服没了，她的梳子没了，连炕上那床新褥子都没了。

桌上压着一张纸条，字迹潦草，就一行字：“句仁哥，我走了。别找我。“

旁边压着五块钱。

龚句仁在炕沿上坐了一宿。

他没哭，也没骂。就是那么坐着，看着那张纸条，脑子里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想，又好像把一辈子的事都想了一遍。

天亮的时候，他站起来，把那五块钱收好，拿了锄头，出门上工了。

他活得太久了。

久到把一切都熬没了。

母亲早死了，孙婷婷跑了，孩子没留下，钱——他后来才知道，孙婷婷走之前偷偷把他攒了好几年的钱全取走了。他存在大队会计那里的六百多块钱，一分没剩。

他去找会计。

会计翻了翻账本，说他老婆上个月拿着他的名章来取走的。手续齐全，没毛病。

龚句仁站在大队部门口，张了张嘴，想说那不是他老婆，那是个骗子。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说出来有什么用？钱已经没了，人已经跑了，说出去还多一份丢人。

他转身走了。

从那以后，龚句仁更不爱说话了。

以前是能说一句不说两句，现在是问三句才回一个字。村里人渐渐也不怎么搭理他了，偶尔有老太太在背后嚼两句，说他命硬，克人。

他听见了。

没吭声。

九十年代，厂子倒了。龚句仁所在的农机厂是最早一批关停的。买断工龄拿了两千块钱，他揣在怀里，在银行门口蹲了一下午，不知道该干什么。

后来有人告诉他，可以去李啸林儿子的工厂看看，那里招人。只要肯干，管吃管住，一个月还有三百块钱。

龚句仁去了。

他站在工厂门口，看着那栋三层楼的厂房，看着门口排着长队的应聘工人，看着墙上贴的大红横幅——

“能多招一个人，就多招一个人。“

他站了很久。

然后转身走了。

不是不想去。是丢不起这个人。

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穷，不是苦，不是被人骗走半辈子的积蓄。

是站在李啸林的儿子面前，让人家知道——那个当年差点给他爹当拉帮套的老光棍，现在连口饭都快吃不上了。

二零零三年。

腊月。

龚句仁死了。

死在柴家沟那间土坯房里。是他这辈子住过的唯一一间房子。是他妈留给他的。

死的时候屋里没人。

炕是凉的，灶台是凉的，锅里头还有半碗昨儿剩下的棒子面糊糊，冻成了冰坨子。

邻居发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走了三天了。

人蜷在炕角，身上盖着一床露了棉花的破被子，手伸在被子外头，像是想去够什么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