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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可以核查的特征。

“孩子后来怎么不见了？”谢知衡问。

“蒋伯安端来一碗东西，说是补气的。我喝了以后，便昏睡过去。”罗素月手中的水囊被捏得微微变形，“醒来时，床铺换了，孩子没了。蒋伯安说我怀胎五月，小产的是个未成形的死胎，已经让人埋了。”

“吴婆呢？”

“不见了。”

“你没有找过？”

“我闹过。”

她冲出后院，逢人便说自己生下的是活孩子。蒋伯安却告诉所有人，她受不住丧子之痛，已经失了神志。

最初几日，还有邻居来看她。

后来她开始被锁在房中。

“为什么装疯？”杜成安问。

“因为我听见他和管家说话。”

罗素月低下头。

那天夜里，蒋伯安站在门外，说她若一直喊孩子还活着，迟早会惹来麻烦。管家问要不要把人送去城外庄子。

蒋伯安回答：

“不必。疯着比死了好。真死了，娘家还会来查。”

从那以后，罗素月便真的“疯”了。

她摔碗、数数、抱着布娃娃喊孩子，不再清楚回答任何问题。蒋伯安渐渐放松警惕，只让婆子每日送饭。

“你在数什么？”苏见微问。

“从孩子出生那日开始算。”

今日正好一百一十三日。

桌上三只倒扣的碗，窗台一道道指甲刻痕，都是她防止自己数错留下的记号。

“布娃娃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自己缝的。”罗素月抚摸着娃娃被拆开的后背，“里面那块旧布，是孩子出生时垫在身下的。我醒来后，在床脚捡到一小片，便一直藏着。”

杜成安取出娃娃腹中的旧布。

布料洗过，颜色已经发灰，其中一角仍残留着一块暗褐色痕迹。痕迹旁边还有半枚模糊的小脚印。

脚印很小。

前掌处却隐约分出六个趾形。

这仍不能单独证明孩子活着，也不能确定血迹来自谁，却与罗素月关于六趾男婴的陈述相合。

“你为什么不把这块布直接交给我们？”杜成安问。

“蒋伯安搜过我身上的东西。”她道，“布娃娃他不碰。他嫌晦气。”

询问结束后，苏见微替罗素月仔细检查身体。

三个多月过去，生产痕迹已经大多消退。但从腹壁变化、乳汁残留以及罗素月对孕期细节的描述看，她曾经足月或接近足月分娩的可能，远高于怀孕五月小产。

“她现在神志清楚。”苏见微在记录末尾写道，“言语有序，时间记忆完整。长期被囚禁后有明显惊惧，但不能据此称为疯癫。”

萧既明命女差役将罗素月暂时安置在大理寺保护之下，又派人暗中看守蒋家。

不拘捕蒋伯安。

也不让他离开京城。

第一处需要核查的，是保和堂。

坐堂大夫钱松年找出三个月前的诊簿。罗素月的名字确实在册，诊脉日期与蒋伯安呈状所写一致。

“她当时怀胎多少个月？”苏见微问。

“至少八个月。”钱松年答得很肯定，“胎位略低，有早产之象，但母子脉象尚可。我开的是温和安胎方，让她静卧。”

“方子是谁取走的？”

“她丈夫。”

“你还记得蒋伯安？”

钱松年冷笑一声：“他后来拿着一包药渣来骂我，说我害他妻子小产，我怎么会不记得？”

诊簿中留有原方。

谢知衡将其与蒋伯安呈交药行会馆的方子并排比较。

两张方子上的前九味药完全相同，顺序、分量也一致。可蒋伯安手中的那张，在末尾多出两味行血药，均不适合即将临产的孕妇大量服用。

多出的两行字，极力模仿钱松年的笔迹。

乍看相似，转折与收笔却明显生硬。

“这不是我写的。”钱松年脸色铁青，“我的方子最后一味是桑寄生。后面根本没有这两味药。”

“药是你亲自抓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蒋伯安说家里常备药材，只让我开方。他拿了方子便走了。”

原始诊簿留在保和堂。

被增添药材的，却是蒋伯安带走的那张方子。

他经营纸行，日常接触笔墨，也能找到擅长临摹字迹的人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没有在妻子出事后销毁假方，反而主动把它交给药行会馆，指控保和堂误用药物。

这份呈状不只是为了索赔。

它是在替那一夜的早产，预先准备一个外来的凶手。

傍晚，查访吴婆的差役赶回大理寺。

“吴婆没有回乡。”

“人在哪里？”

“她失踪了。家中衣物、银钱都没带走，邻居最后一次看见她，正是罗素月生产后的清晨。”

差役取出一枚沾着泥土的铜耳环。

“这是从蒋家后巷枯井旁找到的。吴婆的女儿认过，说是她母亲常戴的那一对。”

耳环只有一只。

枯井井口则被人用三块新石板，严严实实地封住了。